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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时尚

名媛经济,欧美也有

Luning Wang:“假装有,直到真的有”的装富产业链,并不是新鲜事。真假名媛,各有各的经济模式。

这两天,“拼单名媛”被推到社会舆论的风头浪尖。舆论热点起始于一个公众号作者自费500元潜伏进一个上海名媛群,发现在打着“奢侈品交流、顶级下午茶茶会”的邀请函背后,“名媛群”是一系列有志的年轻拜金女的“拼单团购”——一起租用爱马仕的包包和男士约会、拼单五星级酒店的下午茶和酒店套房拍照……随后“旅拍阔少”也受到了公众关注——通过“炫耀性消费”式的图片以在朋友圈营造高大上人设。

任何社会现象的背后必然蕴藏着消费趋势和商业机遇。正像满足中产和有志阶层(aspirational class)提升与巩固社会地位的一系列产品、服务和平台带动了新的消费趋势,“拼单名媛”和“旅拍阔少”带动了一条“装富”产业链和“共享经济”的商机——从淘宝上提供的营造朋友圈高端人设的一条龙服务,包括旅拍修图和美食美酒等图片与文案展示,到炫耀性消费所带动的出片率高的网红酒店与餐厅的火爆人气,人们对梦的追求总会影响新的经济。

在近年来大众对有野心、靠包装向上游的女性的声讨声中,“名媛”一词虽然在中国几乎成为了贬义词——真的大家闺秀专注于努力工作或建立个人品牌构筑事业女性形象、试图与“名媛”划清界限,假“名媛”通过塑造高级人设妄想获得金钱与地位回报,不论怎样,女人和野心共同的存在总会促进消费,“名媛经济”其实也一直存在。

美国社会学家T. Veblen指出,“名媛”产生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工业革命, 那时出现的新钱(new money)阶级女性跻身上流社会,却因不具有公主或伯爵夫人等上流称谓而被统称为“名媛”。虽然那个时代新钱家族的女性还没有今日名媛的商业影响力,这些力争地位和头衔的美国“名媛”通过与“asset rich, cash poor”的英国贵族男士联姻“挽救”了英帝国的骄傲。

至于上世纪中华民国也有一代名门闺秀,她们精通中西文化、擅交际、胸怀才艺、思想先进,外也不缺皮草、珠宝等奢侈品衬托,不过毕竟那时没有今日社交媒体带给名人的普众影响力,“名媛经济”也是小圈层内相互影响,就像二十世纪中叶的欧美上流社会的名媛们,她们被美国60年代的八卦男神、《蒂凡尼早餐》的作者Truman Capote称为“swans”——“swans”出身富裕、自然也会一掷千金购买珠宝华服、出席着一场场杯觥交错的派对盛宴,然而不论是Jackie O和妹妹Lee Radziwill, 还是Fiat传人Gianni Agnelli的太太Marella Agnelli,她们的事业仅是权势男人的附属,她们所带动的“名媛经济”在日后才起了效——这些女人她们因各自别具一格的风尚留给了时尚界无限幻想和灵感源泉。

随着之后电视、八卦杂志的流行,“名媛”受到明星般的关注,这时名媛们开始带动大众潮流,产生了真正的“名媛经济效益”。

出身名门,中规中矩的名门淑女博不到具有偷窥欲和好奇心的大众的眼球,名门之后噱头要么是像希尔顿家族的Paris Hilton那样出格叛逆,要么多是凭借家族已有的名望为自己创立一片天地——中国有赌王女儿何超琼那样晋身家族事业,亦有像叶明子和万宝宝那样创立了自己的时装和珠宝品牌。西方的时尚品牌Carolina Herrera、Diane von Furstenberg、Tory Burch和电商Moda Operandi的创始人Lauren Santo Domingo均出身非富即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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